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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被绑匪逼迫杀人,会怎么判?

时间:2017-04-18 22:25:13  作者:吴小屌  来源:网友投稿  浏览:151  评论:0
内容摘要:【网曝“宜宾首富”被绑架勒索1亿】日前,网帖曝出四川宜宾伊力集团老总章英启、#宜宾首富遭绑架勒索#。网帖称:刘某等4人绑架章英启,勒索1亿元,同时逼章英启用绳索勒死一按摩店员工,并录下杀人过程作威胁证据,随后放他回家准备赎金,章英启11日报案。宜宾警方证实有此案,正全力侦查那么那......

富豪被绑匪逼迫杀人,会怎么判?

【网曝“宜宾首富”被绑架勒索1亿 】日前,网帖曝出四川宜宾伊力集团老总章英启、#宜宾首富遭绑架勒索#。网帖称:刘某等4人绑架章英启,勒索1亿元,同时逼章英启用绳索勒死一按摩店员工,并录下杀人过程作威胁证据,随后放他回家准备赎金,章英启11日报案。宜宾警方证实有此案,正全力侦查

那么 那么章某是否犯罪 如何量刑

新闻来源( Sina Visitor System

当时看的时候 就觉得 如果章某不报警 就会被无休止的勒索 敲诈 甚至进一步犯罪
所以报警了 
作为已经被胁迫杀人的章某 应该如何量刑

作者:王弓虽

主要涉及两个概念,第一是紧急避险,具体为: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伤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避免现实危险、保护较大合法权益,从而牺牲掉较小的权益,这个权益可以是他人的,也可以是自己的。

但是本案是不构成紧急避险的,因为人的生命权都是平等的,对方是亿万富翁也好,是乞丐也好,虽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在法律上来说,人人平等,生命权也同样不分高低贵贱,不能为了挽回自己的生命就剥夺别人的生命,所以该富豪的行为不符合紧急避险的要件。

基于以上分析,他是要承担责任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只是当时被犯罪分子胁迫,因此属于胁从犯。胁从犯是指在 共同犯罪 中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它有两个特征:一是在主观上行为人虽然明知自己实施的行为是共同犯罪行为,但从其内心而言,行为人本不愿意或不完全愿意参与共同犯罪,只是由于受到他人的暴力威胁才参加了共同犯罪。二是在客观上行为人虽然参与了共同犯罪的实施,但是其犯罪行为显得比较消极,缺乏积极主动精神。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此分析,富豪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个概念是期待可能性,它是指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不为违法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的情形。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是否违法、犯罪,要看根据当时的状况,是否可以期待行为人不做违法行为,而做出合法行为。在本案中,富豪被人绑架,绑匪逼迫其杀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测(新闻报道不能看做事实本身,而且信息有限,所以不好下定论,只能推测,如有不对,请勿喷),富豪不得不实施杀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富豪的行为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那么就不能认为其行为属于犯罪行为。

但是期待可能性只是西方法律界的一种理论,在我国刑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该理论的争议是比较大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该案既然发生在我国,毫无疑问应该适用我国现行刑法,也就是第一种观点,属于故意杀人罪中的胁从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来源:http://www.zhihu.com/question/37584667


穆旦是谁?

【穆旦】

穆旦(1918年-1977年),原名查良铮,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与金庸(原名查良镛)同一家族。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亦是九叶诗派成员之一。

祖父为清末官僚,家中藏书多为查慎行所著。6岁发表习作,11岁考入南开中学并开始诗歌创作,查良铮将“查”姓上下拆分再取同音,得“慕旦”或“穆旦”之名,16岁第一次以“穆旦”为名发表随笔《梦》。1938年2月,在北方高校南迁西南联大过程中,闻一多、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的带领下,穆旦与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历时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抵达昆明。1942年2月,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随杜聿明的军队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一路上忍受饥饿[1],最后抵达印度,差点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

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文学、俄罗斯文学。1949年12月23日,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的周与良结婚。1953年从国外回来,当时穆旦的岳父周叔弢是当时天津市的副市长[2],穆旦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57年,穆旦发表诗歌《九十九家争鸣记》,并进行检讨,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全家被“扫地”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穆旦进“牛棚”,夫人周与良也成为“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1969年,成为“牛鬼蛇神”的穆旦,曾跑了几十里路去看同为“牛鬼蛇神”的妻子周与良[3]。

1972年,穆旦回到了南开大学,继续埋头于新的翻译及修改以前的译著[4]。1976年7月,因摔倒而引起的股骨颈骨折[5],忍痛继续从事普希金诗歌翻译和诗作,在医院治疗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死前,穆旦做《冥想》诗:“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史家来新夏说穆旦自美国回归祖国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6]

【简历】

1929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开始诗歌创作。
1935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西南联大求学。
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作为随军翻译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前线。
1945年,抗战胜利后,自费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
1951年,回到中国大陆,任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调图书馆和洗澡堂,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坚持翻译。
1975年,恢复诗歌创作,一举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
1976年3月31日,右腿股骨颈折断。
1977年2月26日,春节期间,穆旦于凌晨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59岁。
1979年,获得平反。

【评价】

穆旦的诗歌《赞美》、《诗八首》,均有很大影响。对于穆旦诗歌特点,公认的有这样几条:

意象新颖新奇
语言特点新颖
具象与抽象相结合
融入西方诗歌语言特点
作为翻译家亦成就斐然。他翻译的《唐璜》被卞之琳称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拜伦、雪莱、济慈 抒情诗精选集》更是脍炙人口的佳译。

【注释】

1.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2. 《钻石婚杂忆》载:“我们家大多数人对他过去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当大家(兄弟姐妹十人中有六个党员,两个民主党派)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他常常是向隅而坐,落落寡欢。许多年中,我去天津,记得只上他家去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不公正的,感到非常内疚。”

3. 周与良后来在《永恒的思念》一文中写道:“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着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见《穆旦诗文集》代序《永恒的思念》,第9页)

4. 刘淑玲《“丰富而又丰富的痛苦”》

5. 《诗情常在,余韵绵绵——纪念诗人穆旦逝世十周年》文中提及的穆旦信中的话是这样的:“我在目前腿的情况下(他半年前不慎跌伤,腿疾久治不愈)去北京是危险的,除非在北京的医院开刀,因为天津医院不能解决。那就可见到你们,但也许可能死掉,那就完了。目前为此不决。新年应有展望的热情……”(刊《一个民族已经起来》,158-164页。)

6. 来新夏:《怀穆旦》

来源:维基百科


瞭望系深挖莆田游医惊人黑幕:靠“谋财害命”起家,曾威胁炸掉报社大楼

这个五一假期,互联网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和众多网友为他追索公道。

21岁的魏则西因罹患罕见病“滑膜肉瘤”最终不治离世,然而他生前辗转多舛的求医经历通过多篇网文持续发酵、引发同情。

魏则西曾经在知乎上控诉人性之恶,因“竞价排名”而备受诟病的百度搜索和百度推广为此遭到网友集体声讨。

而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资质不全、虚假宣传、借助百度推广的事实,让网友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词:莆田游医。

关于莆田游医,你百度(我们很难脱离百度)一下就会发现,早在10年前已经有媒体深入揭露:《福建莆田游医黑幕:掌控80%中国民营医院》(原文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

最为可悲的是,这些10年前的报道,今天读来依然生动、有用。因为这些报道揭批的问题依然存在且越演愈烈,这些报道期待的解决之道依然没有答案,这些报道担心的后果却陆续残忍地出现。

是的,你没看错,这些报道来自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这也是迄今为止对莆田游医问题揭批最深入、传播最广泛、影响最久远的一组报道。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0年来,莆田游医不断壮大、越漂越白,陆续占领各大医院,甚至成为医界新军;而本文两位作者却先后惜别新闻职业,一位做了出版社编辑,另一位则归隐山林,养猪为生。

或许,双方的进退并无逻辑关联,但却无情地说明了一个问题:资本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记者的呐喊是多么无力。

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这些报道,深入了解莆田游医,深刻认识医疗问题,深切呼吁尊重生命,深度反思医疗生意。

因为,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莆田游医和百度搜索,还有监管部门和医疗行业。

第一篇《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

文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李蔚

本文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46期(2006年11月16日出版)

莆田游医黑幕:靠“谋财害命”起家 曾威胁炸报社大楼
莆田游医黑幕:靠“谋财害命”起家 曾威胁炸报社大楼

2006年10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000强镇统计名单成为许多论坛上的热门话题。当昆山玉门、东莞虎门和萧山宁围的网友们为哪里最富而争论不休时,一些福建莆田人对这个榜单颇为不屑:如果把真实财富亮出来,哪个镇能超过我们秀屿区的东庄镇?

对很多人来说,莆田东庄无疑是个陌生的地名。但两组数据可以凸显东庄镇的优势:

全国至少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东庄人创办的;莆田秀屿区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1万家(东庄镇占93%),资产总数达360亿元,年营业额3050亿元,员工总数63万人;在外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00家(东庄镇占80%),资产总数25亿元,年营业额50亿元,员工总数5万人。也就是说,东庄镇人所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超过了中国中西部个别省的生产总值。

1998年,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对当时猖獗一时的性病游医展开过长时间的调查。他发现,当时中国多数治性病的游医们来自同一个地方:莆田东庄镇。

1999年7月,国内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莆田东庄镇,当地的富裕和外出游医的猖獗令人震惊。而这些性病游医们表现出的强势更令人震惊:除了寄匿名信威胁和嘲笑媒体之外,甚至公开扬言要“炸毁报社大楼”。1998年底,卫生部纠风办曾专门向各省、市、自治区发文,通报这些人的劣迹。

但让王海和媒体同行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数年之后,昔日性病游医不但没有因为曝光而利益受损,反而已掌管了中国大多数民营医院。

东庄人的“能耐”为何如此之大?

闷声大发财的东庄老板们

外地人初到莆田东庄镇,几乎都会被东庄镇的豪宅所震惊。摩的司机林金春是莆田人,长年在秀屿与莆田之间往返,他总结的一个规律是:从莆田市区到秀屿东庄,进入秀屿境内后,越接近东庄镇,豪宅就越多,进了东庄之后,则是遍地豪宅。

沿莆田至秀屿港的高速公路前行,经过一段海堤之后,就进入了东庄地界。许多高五六层,四五个开间,装修十分考究的豪宅横陈在公路两边,其中不少还没有竣工。从仍在施工的住宅中可以看出,东庄人造房子不像其他农村地区以砖混结构为主,而是普遍用更加牢固、但成本更高的水泥框架结构。

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里的好房子,绝大多数都是到外面去包医院的人建的。许多房子的面积超过了1000平方米,有40个以上的房间,造价要数百万元。有人为了老人行动方便,还在家里装了电梯。”

但也有人对此说法不屑一顾,一位东庄林姓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老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造房子的钱对这些老板来说算得了什么?过年的时候你才能看出他们到底有多富!”说这话的老人家的房子不到500平米、只有四层,很显然被比了下去。

但是,这些豪宅几乎没有人住。事实上,走过几条街道,除了妇幼老人之外,很难找到壮年男子。林姓老人告诉记者,“有点力气的、能走得动的壮年男人几乎都出去搞医院了,要么自己办,要么帮亲戚干事。”本刊记者追问,去搞医院难道不需要一定的医学知识吗?老人笑道,“请医生看病就是了,要什么文化?有人连自己名字都写得很勉强,还开了10来个门诊部呢!”在老人的概念里,医疗机构无论大小,他一律称之为门诊部。

但最让外地人震惊东庄之富的,还是东庄人过春节时的盛况。届时,东庄在全国各地办医院、承包诊所的老板都衣锦还乡,利用这段时间亲友聚会,或同行之间总结经验、招聘人员、结识新生意伙伴等等。

那时候,全国数以百计的医疗器械厂家和药厂都会蜂拥而至莆田东庄。民营医院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医疗器械企业,四个地方的展销活动是一定要去的,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莆田秀屿。

春节前后的东庄镇,最吸引眼球的还有名车靓女。医疗富豪们带着数以百计各种款式的名车,回到东庄,开着车互相串门。一个最夸张的案例是,“东庄一个望族在‘领头羊’家里聚会,家门口停着九辆宝马奔驰以上的名车。”一位了解内情的同行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少数暴富的民营医院老板们在春节期间,会带着原配夫人、秘书或“二奶”拜见父母双亲,“春节时,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和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凑成一桌打麻将,倒也其乐融融。”一位给莆田人办的民营医院做广告策划的网友这样透露。

事实上,东庄人的富裕并非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地就已四五层高楼林立,而奔驰之类的名车,在当时的东庄也已不罕见了。

许多致富神话流传开来。有人告诉本刊记者,东庄拥有10亿资产以上的有好几家,亿万富翁则更多。但是东庄的游医“鼻祖”、“精神领袖”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东庄10亿元以上资产的老板,在我看来是没有的,家产超过5亿的也很难找,但是资产上亿的确实有不少。”

东庄游医“鼻祖”陈德良

东庄镇的富裕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前,东庄一直是莆田地区贫穷的代名词。在莆田,东庄另一个名称是“界外地”,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不在官方统计之内”,这里的老百姓穷得连税都不用交。为了度过每年的几个月饥荒,当地渔民就用海产品如牡蛎之类的,换地瓜渣吃。

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东庄之所以如此贫穷,和当地人多地少有关系,因为靠海,东庄的许多耕地盐碱化,农作物产量不高;另外,因为距离渠道较远,农作物经常缺水。”

这个缺水、少地、土地盐碱化的滨海小镇, 镇民们一直为生计而奔波。乡村医生陈德良的一张偏方,彻底改变了东庄人的命运。

陈德良何许人也?一位民营医院老板赠给陈德良的诗是这样归纳的:“刀枪棍棒出名声,琴棋书画弄寸光。胸怀大志凌霄汉,身居小阁好望山。十万弟子闯天下,一代宗师数德良。”这首诗裱好挂在陈德良自家的饭店里。

陈德良的权威在东庄镇显而易见。东庄镇在外面办医院的老板们,包括詹国团、詹玉鹏这样的大鳄,只要有让他觉得不对的地方,他都可以训斥一番。尽管他总是谦称“你们是大老板”。有人这样评价陈德良在东庄的地位:达摩之于少林寺。

莆田的民营医院老板一直以行事低调著称,本刊记者通过各种途径,都没有一个医院老板愿意以真实身份公开接受采访。但是,外人眼中神秘莫测的游医鼻祖陈德良,却坦率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许多敏感问题也不回避。

陈德良1950年12月出生在莆田东庄镇,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

和当初的许多性病游医比起来,陈德良还是有医学基础知识的。陈的祖父是当地中医,陈德良年少时就看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籍。

“文化大革命”后,不到20岁的陈德良,在当地当起了“土医生”。

改革开放后,为贫穷所困扰、急着寻找出路的陈德良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凭着仅有的那点医疗知识,他走出东庄这个海滨小镇,到全国各地闯荡。上世纪80年代初,陈德良在广东拜师学艺期间,师父把一个治疗皮肤病的祖传秘方交给他,陈德良用这一秘方为不少皮肤病人治好了病,他一下子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名医”。后来东庄的乡亲们发现,陈德良一天赚的钱比他们一个月赚的还要多。

“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卫生条件太差,卫生知识又不多,那个时候得疥疮的人非常多,许多人到医院治疗后又复发,但用了我的药水后很快就好了,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名声也大起来了。”陈德良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陈德良赚了大钱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穷乡亲和亲戚们,许多人前来拜师,他收了八个徒弟,基本上都与陈德良沾亲带故,其中之一就有詹国团。

性病游医走遍天下

从此以后,治疗皮肤病的秘方就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八个徒弟各自又收了徒弟,皮肤病秘方就在东庄镇迅速而广泛地传开了。贫穷的东庄人终于找到了致富捷径。

陈德良始终认为,即使是当初东庄人开始行医时,他们也并不是像外人说的那样一点不懂。“当时莆田卫生协会曾办了个函授班,我的徒弟们都拿到课本之后还要考试,通过考试之后,莆田卫生协会会发给一本证书。”

但是,经过几年行医之后,东庄人发现,医疗界的另一新兴领域—性病市场越来越大,转做性病行业更加赚钱。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到了1990年前后,当时社会上卖淫女之类的开始多起来,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去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国家有这个漏洞,老板们就投机倒把搞进去了,说实话,当时确实有些乱收费的现象。”陈德良笑着坦率地说。

陈德良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经济,许多行业都存在不规范的现象,所以有些乱也可以理解。

到了1998年,福建莆田的游医们开始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

王海和许多媒体针对莆田游医而调查出来的实情,并没有陈德良对本刊记者说的那么简单。当时的许多报道给莆田性病游医归结出以下几条:他们敢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敢把一个疗程的病治上10个疗程;敢把十几元一瓶的药卖到200多元。无论是王海还是一些记者,常常亲身体验式暗访,原本十分健康的打假人或记者常常会被检查出性病。

1998年和1999年,是全国媒体和公众对莆田性病游医最为关注的年份。

1999年5月24日,太原《都市生活》周刊派出大批记者,对性病诊所集中的近十条街道进行了拉网调查,共统计到专治和兼治性病的大小诊所214家,其中,仅在火车站附近就有28家,服装城附近的双塔北路一条不足300米的巷子就有九家。加上全市的街巷,估计性病诊所至少在400家以上。性病诊所超过了米铺。

1999年5月14日,按照广告上刊登的地址,两位健康的记者来到山西机床厂医院暗访。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用放大镜看了看“患处”,一脸严肃地问同行的另一个记者:“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在诊断书上写着:念珠菌龟头炎,要赶紧治疗。

接着,两名记者走进太原市康复医院,被一个老“大夫”诊断为“急性淋病”,并让女护士注射220元一针的“进口药”,记者再三推脱,最后被迫买了一盒价值65元的“特克淋梅”。该药被太原市药检所判定为三无假药。

在山西省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大夫”又诊断记者患了“非淋菌性尿道炎”,“可能引起不育”。他说,治好这个病最少要半个月,要花几千元。

1999年6月1日,《都市生活》推出揭露性病诊所黑幕的第一篇报道后,便不断接到威胁电话。据当时的《都市生活》报道,6月2日上午,一名操南方口音、自称为私人诊所老板的男子找上门来,要记者“不要继续乱说,否则,小心哪天突然少了一只胳膊、一条腿。”

随着报道的进一步深入,这家媒体的记者接连遭到跟踪、抢劫和电话威胁,一个声音嘶哑的男子在电话中说:“我要炸掉你们的大楼!”6月8日,《都市生活》毫不退缩,刊出报社大楼的大幅彩色照片,并标出所在的详细位置。明目张胆的威胁引起了全国新闻同行的震惊。后来证实这些游医就来自莆田。

1999年7月9日,《南方周末》也刊发了莆田性病游医的详细报道,记者寿蓓蓓如今仍对当时采访中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一位卫生系统官员曾颇为愤怒地拿出一份文件,说卫生部纠风办曾针对莆田游医集团专门发文,措辞严厉:

“福建省莆田市农民游医占国团(即为詹国团)、陈金秀诈骗团伙在全国各地以金钱铺路,承包经营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开办的性病、泌尿专科门诊,甚至承包整个医院或皮肤性病研究所,大肆进行诈骗钱财、坑害患者的非法活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的声誉。”

莆田詹氏的医药帝国

政府主管部门严辞通报,全国多家媒体曝光报道、民间打假人明查暗访,在1999年,许多人都以为,东庄的性病游医们估计要远离医院了。

但事实恰恰相反。

之后的几年,中国的民营医院大部分掌控在了东庄人手中。

七年之后的今天,东庄人不但没有从中国医疗领域销声匿迹,反而低调加速扩张。莆田的《湄洲日报》报道说,东庄镇有2.1万外出人口,在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从事医疗行业,经营医院200多家。据估算,全国现有上规模的民营医院约80%为东庄人所有,固定资产300多亿元,行业年创利润13亿元。

曾被王海、媒体乃至卫生部纠风办调查、曝光乃至通报的詹国团,这位陈德良的开山弟子,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是东庄做得最为成功、但也被曝光最多的游医。一份名为《1998,王海杀进性病市场》的材料中称,当时以詹国团为首,詹国营、詹玉鹏、詹国连、林宗金等为骨干的莆田游医集团,是莆田游医的中坚力量。

陈德良对这一说法作了澄清,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实际上詹国团和詹国营、詹玉鹏、林宗金他们并非是传说中的师徒关系,只是同为一家公司的股东,只是股份的大小不一样而已。”

陈德良还说,“詹玉鹏论辈分比我还大,我得叫他叔公,尽管他年龄比我小,他曾经在三明的一个国有企业上班。林宗金,还有詹国团的几个弟弟詹国连、詹国营等,我都亲自带过他们。”

只要了解中国民营医院现状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陈德良要对詹国团、詹玉鹏、林宗金等人的身份强调得如此清楚。因为这几个曾从同一个公司出来的掌门人和骨干们,目前连同他们的嫡系,已经成为中国民营医疗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而他们三人都把上海作为重要根据地。詹国团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中屿投资集团,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工商资料,该企业仅注册资金就达一亿元人民币,詹国团、詹国连和詹国营都是股东,詹国团相对控股。这家公司拥有至少18家民营医院和托管医院,28个法人实体。詹国团还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了新加坡中屿国际医院管理集团,在许多场合,中屿系经常以新加坡外商身份出现。

詹玉鹏创办了新加坡中骏医院管理投资集团,据称此人已入新加坡国籍。该企业在无锡、济南等地投资办医疗机构时,当地媒体都冠以“外资”招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詹玉鹏也经常在上海,他是上海市福建商会会员。中骏至少拥有17家法人实体,至少有14家民营医院,在国内,冠以玛利亚女子医院的,多数是詹玉鹏的嫡系部队。

林宗金也早已自立门户。他创办了上海澳信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也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名为新加坡澳信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一种说法,澳信和中屿、中骏等交叉持股。根据公开资料,澳信系下至少有15家民营医院。

詹万龙的上海长江医院因为频频被媒体曝光,是上海最有“知名度”的民营医院之一。根据莆田相关人士透露,詹万龙和詹国团他们走得较近,但他们是否有血缘关系尚不能确定。

“现在东庄人办的民营医院绝大多数是很正规的,”陈德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反复强调这句话。

詹国团们不但在上海注册了实力雄厚的股份公司,有的还按上了外资的外衣,似乎莆田游医们普遍已“改邪归正”。

他们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难啊!

11月初,许多莆田系的民营医院投资者们感到了一丝寒意,不是因为冷空气,而是来自浙江杭州的一则消息。

11月2日上午,杭州华夏医院虚假广告案中的两名直接责任人杨国坤、杨文秀被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并正式执行逮捕,二人均涉嫌虚假广告罪。以此罪名批捕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尚属首例。杨国坤和杨文秀都是福建莆田人。

“这次动真格的了”、“终于开始了”。许多莆田系民营医院从业者对华夏医院一案如此感慨。事实上,无论是1998年王海打假、1999年媒体揭性病游医黑幕,还是前不久上海长江医院的送子神话被曝光,莆田系的民营医院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可能会在医疗纠纷中输掉官司,但不管虚假广告如何夸大医疗效果、无良医生如何忽悠患者,几乎很少有人因此而招来牢狱之灾。

特殊利益集团概念提出后,就有专家和业内人士讨论:医疗领域是否也有特殊利益集团。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答案斩钉截铁:当然有。

对许多莆田人来说,秀屿东庄的民营医院老板们无疑是致富神话,莆田人的骄傲。“头脑灵活,敢作敢为。”这是许多莆田人对东庄的民营医院老板们的评价。

面对在外做得越来越成功的民营医院老板们,莆田地方政府也把他们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突破口是医疗器械业。

11月1日下午,莆田市举行药品医疗器械行业恳谈会。莆田副市长张丽冰在会上强调: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品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已将医药产业重点列入湄洲湾港口城市建设的规划当中。

在秀屿,一个医疗器械工业园正在筹备建设之中,准备作为容纳返乡医疗器械投资者的场所。

有东庄民营医院从业者盛赞莆田市委市政府这些举措,认定这是“英雄莫问出处”的实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通过秀屿区宣传部门、莆田市宣传部门试图采访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但都被以没空为由拒绝了。其中,莆田市委宣传部一位张姓科长接到本刊记者电话时,他还彬彬有礼。但当记者说出“到莆田采访有关民营医院”,没等记者把话说完,张科长就显得很不耐烦,连说,“没空。我们都在开会,没空,人都不在。”记者又两次直接和秀屿区新任区委书记陈志强联系采访,但其手机都无人接听。

当地党委、政府对莆田系民营医院很少公开发表意见。秀屿区前区委书记李辉龙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民营医院无疑是必要的,关键是政府如何鼓励、扶持、规范。政府不扶持,他们就可能要倒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难啊!办一个医院,要顺顺当当拿到营业执照谈何容易?他们真的很脆弱,可以说是弱势群体。关键是社会不要歧视他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习惯思维,一提到民营企业就认为是生产假货的,一提到民营医院就认为是骗人的。现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向民间资本放开了,为什么民资就不能介入医疗行业?”

郎咸平的愤怒

和莆田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理解“办民营医院的难处”相比,陈晓兰、郎咸平们似乎就没那么宽容了。

郎咸平介绍了他们关注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前后经过。事情起源于2005年年终。当时,《财经郎闲评》节目组不断接到患者对民营医院的投诉电话,控诉医院“没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的恶形恶状。郎咸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那些医院里面,所谓的性病,只有5%是真的,95%都是假的。”

他们甚至会在上海市的公共厕所内喷上生漆—“然后你下部会痒,去看病,随便就说你有性病,花两三万再放你出来。”郎咸平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上海女医生陈晓兰,9年里一直与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作斗争,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曾在一次卫生会议上,用三分之一时间讲陈晓兰的事迹。

而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主张,应对违规操作的部分莆田系民营医疗机构要采取重典治乱:“我现在反映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认可,但当事人没有一个被查处过。要打的话,就要休克疗法。”

陈晓兰认为,“目前许多造假者和骗子们之所以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处罚过轻。目前医院使用无效的或者假冒伪劣的医疗器械,或者说民营医院欺骗患者,引起医疗事故,这些最多都只能算医疗纠纷,要么是行政处罚,要么是民事赔偿。实际上,在我看来,许多医院没病当有病看,小病当大病看,实际就是犯罪行为,犯罪的四要素都具备了。应该作为犯罪处理。但卫生监管部门一查,却只得出个过度医疗的结论。”

今年1月份,沪上热播栏目—“财经郎闲评”曾播出一期关于福建莆田人詹国团兴办民营医院的节目,但开播当晚便遭停禁,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该栏目停播。

“他们搞定了多方官员,这是继厦门远华案后最大的腐败案。”“郎监管”一脸严峻。

天花乱坠的广告,不规范的医疗行为,民营医院的“信任危机”已显得积重难返。

除了自办医院,不少民营医院经营者还将目光投向了公立医院,采取变相的买断、联营方式经营。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一个投资者要建立营利性医疗机构,三年之后要交33%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如果能“寄生”在公立医疗机构内,税款就可以逃避。

“大家矛头都指向它,总体来说并非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基本模式较类似。”曾长期从事医疗领域报道的电台记者丁女士表示。

另一方面,民营医院从业者本身却常自称“弱势群体”。

缺乏国家政策扶持、税收偏高、医保门槛等都是投资者的“心头之痛”。出于多方面考虑,好医生往往不愿意去民营医院任职。

广东韶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科肿瘤专家就曾数次被邀去民营医院担任要职,但她对于这些机会均婉言谢绝。理由是在民营医院工作,个人需要承担很大风险,且风险与收入不成正比。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中小投资者与以詹氏为代表的家族投资者,在民营医疗领域的命运大不相同。那些自觉无助的往往是中小投资者。对他们而言,民营医院的经营正变得日益艰难。在莆田,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记者:这两年投资医院亏损的人也很多。

而当地一名姓郑的小伙子表示:家族投资者已在该领域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比如与电视台达成协议,只许播出他们旗下医院的广告。他两年前就曾与人合资,双方各出资50万元左右去江西开办医院,但是因为无法与庞大的家族投资体系抗衡,他亏损了三四十万元,最终黯然退出。

除了参办医院,詹国团们还将触角伸向了上游的医疗器械、医药物流等产业,大有将整个产业链的利润揽入囊中的态势。对此,陈晓兰医生说:“这太恐怖了。”

中国的民营医院至今日已走过了约20年的历程,“郎监管”并不看好詹国团们的前景。

“如果这些莆田人真的开始规范经营,您觉得能洗清原罪吗?”本刊记者问。

“这个假设性太强,我不想对他们提任何建议,就事论事。”

郎咸平表示:

“我们都是没有权力的人,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呼吁,让有权力的人来介入。”

第二篇《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

文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李蔚

本文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46期(2006年11月16日出版)

莆田游医黑幕:靠“谋财害命”起家 曾威胁炸报社大楼

“没病当有病治,小病当大病治,到处打广告,莆田人操作民营医院的一些‘戏法’,把中国民营医院的名声败坏了。”10月29日晚,台州博爱医院院长孙捷急匆匆地从温州赶回台州,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语出惊人。

台州博爱医院因为“博爱”两字,常常被误认为是莆田系医院,孙捷每次都要反复解释才能让对方明白,他的医院和莆田人一点关系没有。

和许多民营医院老板喜欢闷声大发财不同的是,孙捷对许多敏感问题毫不回避。他认为,相当一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没有彻底摆脱以前性病游医致富的思路。作为已有10年管理民营医院经验的资深业内人士,他自称对一些莆田系民营医院的“戏法”了如指掌。

上海女医生陈晓兰,坚持九年打击无良医疗器械,历经坎坷,近年曾被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广泛报道。上海市长韩正在2006年4月的一次社区卫生工作会议上,曾用三分之一时间讲陈晓兰的事迹。陈晓兰参与了暗访长江医院,并调查出长江医院使用的“医疗器械”的暴利内幕,加上长江医院的“怀孕妇女被确诊先天性不孕症”等丑闻被曝光,但该院受到的处罚却十分轻微。

以中国打假第一人成名的王海,1998年曾对莆田系性病游医作过长时间调查。王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近期可能对民营医院再次展开类似行动。”他还认为,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赚钱的手法,和以前他们当性病游医时变化不大。

“和许多行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东庄的医疗行业起步时也是灰色的、黑色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完成原始积累之后,他们就立即走上正轨。”东庄人经常这样解释家乡民营医院业的发展历程。

莆田医院三步曲

孙捷对部分莆田系办的民营医院有长时间关注。他把有些莆田人的办院行为归纳为三步曲。

“第一步,医院房子是租的,设备是租的,医生是临时聘用的,他们这么做,这部分成本就很低。”孙捷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 第二步曲,就是大量做广告,然后造一些假信息,比如把主治医师说成是北京什么大医院的教授、专家等,他们看的病,基本上是不孕不育、性病、皮肤病等。”孙捷认为,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广告成本很高。

“ 第三步,就要分两种情况,如果医院牌子做响了,就立住脚扩大经营,如果办砸了,就再换个地方搞。”

在职业打假人王海看来,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的手法和以前的性病游医时期的赚钱理念是相通的,他向本刊记者介绍:“现在民营医院骗钱的办法有这么几种,首先,没病说你有病,甭管你有病没病,先用各种医疗器械检查一番,光检查就可以产生很多费用。”

“小病说成大病,能一个礼拜治好的病,非要拖到一个月,直到你身边带的看病钱花光为止。”

“可以用20块钱一盒的药的时候,给你用200元一盒的药。多数民营医院是营利性医院,药价自定。”

事实上,孙捷和王海们讲的一些莆田系民营医院的手法,在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流传的员工阅读或培训资料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本刊记者通过某种途径拿到了一份名为《医院电话接诊技巧》(以乙肝为例)的文本,该接诊技巧旨在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让接线生接到电话后,把咨询者拉到医院来。

该文本应用了大量“心理学战术”,比如,“必要时可以炫耀一下医生,有时患者会冲着医生的名望而来,尤其是农村的。”“必要时吓唬患者,尤其是很在意自己的健康的人,睡觉、做饭、或干其他事情都小心谨慎的患者。”

如果说对接线生的培训还有些含蓄的话,一份旨在激发“医生销售潜能”的《医生销售技巧10法》的资料,则更为露骨。该资料开门见山地指出,“如果不去判断病人的支付能力,不灵活运用销售技巧,只一味追求营业额,无异于‘杀鸡取卵’。好的销售技巧是让顾客从被动付钱到主动付钱,好的销售技巧是平衡顾客满意度和经济效益的方法。销售技巧是在对病人的支付能力有一个大概判断后,循序渐进,逐渐加压的方法。”

医生要具备算账技巧:“当病人表现出对价格有疑虑,或对治疗比较迟疑时,医生就可用算账技巧。对于算账技巧,医护人员要注意主动使用,不要只在病人说出‘这么贵’才用。以凝固刀手术为例:‘虽然凝固刀手术费用是2500元,但手术后不需要耽误工作,不需要特别的营养护理,还不用冒手术风险,实际上要便宜多了。’‘这个药其实只比普通的药贵几十块钱,但疗效好得多,少请一天假都不止几十块钱了!’ ”

医生给病人开处方,不是根据病人病情实际需要,而是要根据病人的心理状态。资料称,“给病人开处方时,试探病人的反应,逐渐增加治疗方法和药品。

例如:‘这个药给你多开两天,好不好?免得你再跑’。或者在病人整个治疗过程中,在复诊里逐渐增加压力,增加营业额。”

医生要在病人面前树立权威,还要学会“吓唬”病人。“在病人的心理中,病例的说服力很强,而且病人一般对自己的疾病比较紧张,担心自己的病太严重,当他听到其他人的病更重都能很快治好,病人治病的愿望、冲动以及对医生的信任感都会增强。案例对比法医生、护士都常用。

当某些病人满不在乎想治不想治的时候,医生也可使用案例对比法来‘吓唬’一下病人。例如:‘上次有个病人,输液两天后,确定病情好转了许多,我告诉他要把七天的液输完,把感染彻底治愈比较好。结果他没听,一个星期后,感染又复发了,花的钱更多。”

公开收购医疗机构执照

由于莆田系民营医院大军不断扩张,在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执照也成为稀缺资源。尽管部分东庄人违规申请医疗机构执照早已不是秘密,但本刊记者发现,还有人竟然公开收购医疗机构执照。

本刊记者在莆田当地的一个网络论坛上,发现自称叫“陈经理”、“陈春高”的人,在论坛“长期求购、租赁、合作开发深圳、东莞、惠州(市区及县填村)医疗卫生所、门诊部、医院、医疗机构营业执照”。

11月1日,记者在莆田以“广东卫生系统人士”的身份与陈经理联系,当陈经理颇为警惕地问记者是不是秀屿老乡之类的问题后,很快就转入正题。

陈经理说,他在河南,但东莞等地有朋友要医疗机构执照,可以租赁,也可以一次性买断。

经过一番交涉后,陈经理终于说出了他能接受的价格,在东莞像虎门这样经济发达的一类镇,一个执照的价格是10万元左右,二类镇的价格则是6~7万元。并坦承这个医疗机构执照拿到后,主要是经营性病、妇科之类秀屿人专长的科室。

陈经理还对交易提出了附加要求,他说,“不过你们把营业执照卖给我们之后,我把钱掏给你,你最起码把你认识的那些人介绍给我们认识。比方说当地的城管、工商、药监部门的人要介绍给我们认识。”至于结识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细说下去。

药、械、医利益链

除了传统的赢利模式外, 部分东庄人把投资方向转向了药品制造和医疗器械制造等医疗相关产业。

台州市博爱医院院长孙捷认为,莆田人产业链的延伸,实际上为他们获取暴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使用低价值甚至假冒伪劣医疗器械,是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利润来源之一,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在一次例行的走访中,陈晓兰在上海长江医院的治疗室中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患者一边接受仪器治疗,一边自如地使用手机通话。这让陈晓兰很惊讶:

“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多台各种治疗仪,会严重干扰手机通话质量,患者不可能这么轻松地使用手机。”她对其中一些名为“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仪器尤为注意,对这种被声称在“男性不育、女性不孕”方面有“神奇疗效”的治疗仪的功效产生了怀疑,随即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

接到举报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抽查了一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检测报告让陈晓兰大吃一惊:被抽检的设备有多处国家强制要求执行的基本安全项目不合格,例如“输入功率不合格;保护接地阻抗不合格;网电源熔断器和过流释放器不合格;指示灯颜色不合格;中心磁感应强度不合格”。陈晓兰最初的疑惑也从报告中得到了解答:作为该设备一项最重要的功能“磁感应强度”的检测结果也不合格。

陈晓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样一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出厂价为4000元左右,如果是家庭用的,治疗仪的价格是1000多元,而患者使用一次的费用为900元,也就是说,仅一位患者用上数次,医院就收回成本了。而患者一个疗程治下来,可能要10次或20次。”7月7日,陈晓兰赶到北京,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反映“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问题,随后立即赶往河南郑州—该治疗仪的生产厂家郑州天元医电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

在当地药监部门的帮助下,陈晓兰在一栋豪华的高层民用住宅楼内找到了郑州天元公司。

陈晓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个所谓的公司,其实就开在这栋民房里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套房里,最里面的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就是“生产车间”。3名正在组装设备的年轻女工和1个玩耍的孩童围坐在一个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旁。在这个“生产车间”内,工具是“一把电烙铁和几把剪刀。”

联系起检测结果和生产场地,陈晓兰十分愤怒,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所谓的医疗器械,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注册号的废铁,但却被长江医院用来制造送子神话。很多病人抱着极大希望,贷款来到长江医院,然后在这里耗光钱之后失望而去。”

而上海长江医院之前曝出的丑闻是孕妇夫妇被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孕”。2005年6月,打工者叶浩魁和妻子叶雨林分别被上海长江医院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孕”。在“看病”的短短五天内,3.7万余元如流水般花了出去,其中数千元就是“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费用。因为无钱继续治疗,在公立医院检查后,叶雨林发现他们早在到长江医院治病之前就已怀孕。该事件一经曝光,即引起全国媒体广泛关注。

而长江医院的老板即是莆田人詹万龙夫妇。

孙捷认为,莆田系民营医院还可以用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获得暴利。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比如说,莆田系的一家药厂,将某个药品换个剂量、名称和包装,然后拿到药监部门审批、生产,然后再把这些药推广到与药厂相熟的莆田系民营医院中,原本这个药价是2元,现在卖200元。因为这个药只在熟悉的医院里销售,别的医院没有出售,因此患者没有比较余地,也不知道价格高低。因为这些医院是一个系的,所以也不会互相压价竞争。加上医生天花乱坠地吹这个药效果有多好,患者难免会上当,这样一来,医院和药厂就可以联手赚黑心钱了。”

孙捷还说,根据他了解,有些莆田人在医疗器械领域,也是用同样思路推广。

托管公立医院之后

莆田系民营医院扩张的另外一个办法是托管医院。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莆田人托管公办医院由来已久,对莆田人来说,托管医院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机动灵活。”

襄樊市第四人民医院即是一家被托管的人民医院。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曾在2005年对该院的一些乱象做过暗防和调查报道。

根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一位方姓男子,到该院检查生殖器健康,很快被检查出是“非淋菌性尿道炎”,花了2000多元药费后,再到该院检查,又被检查出了“很严重的前列腺炎”,但花光3000多元药费后,方先生开始对医院的诊疗过程产生了怀疑,便到当地最大的三甲公立医院—襄樊市中心医院再次做了检查。结果是方先生没有非淋菌性尿道炎,虽然患有慢性前列腺炎,但这是很多成年男子都可能有的问题,不严重,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治疗。

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的记者又开始对该院暗访。记者被查出了前列腺囊肿,根据医生的判断,“只有大量的炎症,才能出现这种囊肿。可能影响性功能、影响生育、影响精神状态,时间长了,排尿困难,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该院医生还提出了治疗方案,“从尿道里面插电极管,不开刀的手术,有一点难受,手术费1800元,优惠20%,1460元钱,这个优惠到明天为止,以后就不优惠了。以后来起码要花3000多元钱。”

结束暗访后,该栏目记者又到了襄樊市中心医院(当地国有三甲医院),花了30元费用作了检查后,医生认为该记者泌尿系统基本正常。

本刊记者经过调查了解到,襄樊第四人民医院的托管方就是詹国团等人创办的上海中屿集团。

根据本刊记者了解,所谓托管,其实就是一种承包医院的做法,每年承包方上交5%~10%不等的营业收入给当地相关部门后,在托管期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就可以签订托管合同。

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将医院托管出去,原因很简单,有人这样分析:托管方一般号称是拥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大医疗集团;而被托管医院以前本身效益较差,医务人员收入差,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累赘;而托管方又承诺在托管期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托管的医疗集团公关能力又超强,对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来说,托管可以出政绩、可以甩包袱,国有资产保值的承诺面子上也过得去,何乐而不为呢?

光从表面来看,托管方需要承担许多义务:比如要接收国有医院的职工,要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要上缴若干比例的营业收入。但其中门道,有人有自己的理解。

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被托管的医院,名头还是中医院、人民医院之类的称呼,容易得到患者信任,大家以为还是公立医院,但实际上,莆田人会把他们擅长的性病呀、不孕不育、整容等科目放到医院,然后大做广告,吸引患者。”

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条款,则更容易应付,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医院托管后,他们擅长的科目肯定要开出来,然后通过熟人引进一批医疗器械,把14万的医疗器械发票开成140万,然后作为固定资产上报,若干台设备添加后,不就可以保证托管期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了吗?”

“实际上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老板的做法我们都懂,只是不屑于去做。医疗行业不是皮鞋、服装,医疗机构负责人任何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医疗效果,然后才能考虑经济效益。但有些民营医院恰恰相反。”孙捷说。

莆田系的新生代们

莆田东庄的医疗事业一直人丁兴旺,一批30多岁、40不到的青年企业家开始在中国民营医疗界崭露头角。即使是那些才20多岁的年轻人,也不甘落后。

经过了重重验证之后,本刊记者加入了一个民营医院从业人员的网络交流群,其中多数是不到30岁的莆田年轻人或为莆田系民营医院服务的外地人。

入群不久,就开始主题讨论。最开始的话题是:如何将切包皮和人流手术打入高校。

群成员们纷纷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有提出到校园内通过学生会关系作主题演讲,有人认为该到学校黑板报做几期关于人流的宣传;有人建议举办女生吹套子比赛,有人甚至建议将人流超市直接开到大学校园!

对于切包皮手术,年轻人们也有想法,他们认为毕业前后是男生做包皮手术的关键期,应集中在那段时间展开营销。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认为可行也有噱头的营销方案:在学校展开毕业生篮球争霸赛,比赛的主题是“割个包皮,轻松上阵”,一语三关。

过了一天之后,喜欢动脑筋的莆田年轻人们又开始议论,肝病医院广告怎么做最好。有人提议,还是一句话最管用,XX肝病医院,医治无效退款。但有人追问,如果有患者真的因为无效而要求退款怎么办?有两个人作出了回答,一人建议用拖字决,迟迟不兑付承诺;第二人的应对策略更加绝:让患者开始第二疗程治疗,花更多的钱,如果不治,那就是病人的责任,不配合医生医治方案。

紧接着,莆田的年轻人们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难题,如果医疗事故死了人怎么处理?

除了搞定卫生部门、搞定媒体、用钱砸平安等泛泛而谈的解决方案之外,有一位看起来已有处理类似事情经验的年轻人给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有几点要注意,1、人死了尸体一定不能留在医院,要马上给病人家属讲,能回家的一定要让他回家,不能回家的也要让他到殡仪馆去,由医生去说,这个时机大概1~2小时,因为这时候家属根本没反应过来;2、要让医生跟病人家属详细解释,并让他签上是自动要求出院或回家的;3、以上搞定后就可以感情公关了,死人这种事大家千万不要想坏事变好,这种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能保证医院营业正常下去;4、以上几事最好在一天之内搞定。

火爆的民营医院投资

除了年轻人“思想活跃”外,东庄镇的民营医疗业的投资也空前火爆。甚至连游医鼻祖陈德良都感到“有些可怕”。

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现在许多人的医院扩张得很快,有许多的贷款,有民间贷款,也有银行贷款。现在民间贷款利息也高,每个月一分利,也就是年利率12%。”

陈德良透露,目前东庄人在外面的投资者中,有30%是失败的。有的人甚至亏得不敢回家过年,这些人亏的原因大多都是规模小、管理乱等等。

陈德良在20世纪90年代一场车祸后,就退出了医疗行业一线,目前是秀屿的嵩山岩陈靖姑祖庙管委会主任。“很多台湾人都到这里来拜。”陈德良对自己建庙非常自豪,他也因此当选为莆田市人大代表。陈德良经常一身白色唐装、白色长裤、白色皮鞋,颇有仙风道骨。

陈靖姑是唐朝人,生于公元882年,是民间传说中保护妇女生育和教人不懒散、救苦救难的一位女神,是与妈祖齐名的另一位女神,妈祖是海上女神,而陈靖姑则是陆上女神。

当本刊记者问陈德良,他最希望看到他的徒子徒孙们往哪个方向发展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希望他们办的医院走高档的路线,用最先进的医疗器械,请高级职称医术高明的医生来治病,要在服务上、技术上超过国有医院。”

当记者问到他最担心詹国团等晚辈们什么事时,陈德良说,“我最担心国家政策是不是稳定,现在全国都在讨论医改,要是不能办民营医院了,东庄人怎么办,投进去这么多钱,这些贷款怎么还?但即使是国家政策稳定,做事也要小心,如果闹出什么医疗纠纷之类的事,事情搞大了就麻烦了。做医院只求平安,发展速度慢一点不要紧,把医院做精做强再说。”

“年纪大了,我胆子可能也有点小了。”陈德良最后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附:

新华社谈魏则西事件:搜索工具要靠计算而非“算计”

本文摘编自新华网

据新华网北京5月2日新媒体消息,这个五一假期,互联网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和众多网友为他追索公道。

21岁的魏则西因罹患罕见病“滑膜肉瘤”最终不治离世,然而他生前辗转多舛的求医经历通过多篇网文持续发酵、引发同情。这些文字多提到死者生前曾借助知名搜索引擎百度获取治疗信息。当事公司先后在4月28日和5月1日发文回应,但每次回应后网上声讨的浪潮却愈加反弹,矛头所向还有前一段时间的“贴吧承包事件”和长期受到质疑的“竞价排名”营利方式。

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社会上关于百度商业伦理的讨论再次高涨。抛开眼前情绪化的争论,我们来审视互联网搜索工具的本质。作为IT时代最基本的应用需求,不可否认搜索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是人类文明迈出的一大步。但搜索在这一事件中真的像当事公司自己撇清时说的那样无辜吗?

互联网作为高科技企业,积累了海量用户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研发功能性产品工具。

而工具起到的作用是向善还是相反,关键看交给谁来用。是交给机器无差别的计算,还是加入了人欲的“算计”?是真心为公众服务,积累每一次便捷带来的微笑,还是为心存不良的金主服务,抓取每一枚可能让良心不安的金币?从业者的选择,用户都看得到,其实企业心里更知道。竞价排名这种赢利方式,本质上就是把这一好工具交给了心存不良的逐利者。

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信奉“善良比聪明更重要”,这个理念因张小龙的引用而在中国广受知晓。好产品就是积攒每一点小善,积累每一点正能量,才能获得成功。悖善而行者,也会在一次次自我放弃后,被用户所放弃。

渡人渡己,是为善。误人害己,人在算,天在看。

来源:http://business.sohu.com/20160503/n4473336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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